专访丨柳营:在“姐姐”身上,能看到无数中国女人的身影

《新京报》特约记者吴永喜

在写《姐姐》之前,女作家刘英住在浙江。她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小镇龙游,成年后住在杭州。在杭州,她一直在从容但稳健地写作,学习财务管理,独自抚养女儿。在过去的十年里,她写了大量的小说和短篇小说,如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的《苍白如肉》、《我的心深处》、《小天堂》等。她是70年代后浙江作家的代表人物。

中篇小说《阁楼》是刘英小说创作的起点,也可能是刘英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以感人而亲密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与一个无名已婚男人短暂而热情的纠缠。阁楼是一部大片,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在后期作品中,刘英延续了《阁楼》的问题意识和文学追求。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等小说《苍白如肉》和《我的心深处》(Deep in My Heart)中,她深入探索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交汇处的女性生活,并反思了她们的情感、欲望和自我意识——通常是在她们与出身家庭的沉重创伤站在一起,充满了怀疑甚至对男性的敌意的前提下。

《妹妹》是刘英移居美国后的第一部作品,也可能是刘英写作生涯的分水岭。在过去的小说中,刘英的叙事往往从一个小而私人的角度出发,从女性深层的个体生活来反映整体。在《姐姐》中,刘颖泽突然走出了以前的私密细节,走向了开放和深刻。这可能与年龄和经历、世界观的改变、或在纽约带来的新观点和距离有关。

在《姐姐》中,刘英聚焦于出生在虚构的江南水乡小镇平儿的“姐姐”,描写了一群自20世纪90年代“姐姐”成年以来与“姐姐”生活相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不同女性形象和遭遇的关注,刘英深刻地探索了70年代后中国女性的现实和精神世界。

在刘英曼哈顿家中的采访中,她向我提到了写这部小说的初衷,这部小说与她小时候的濒死经历有关。许多年后,即将移民美国的刘英开始写《姐姐》,对她的生活充满无尽的感激。

刘英说,“姐姐”不仅仅是一个“姐姐”,而是一群普通的女人。正是带着对生命的感激和对新开始的喜悦,刘英开始写满了对这群普通女性的爱和怜悯。

刘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目前住在纽约。

“姐姐”是一群普通的女人

新京报:《妹妹》是你多年来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你搬到纽约后的第一部小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主题?

刘英:“姐姐”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的一部作品。写完小说《我内心深处》后,我开始写作并试图创作《姐姐》。小说中有一个关于我姐姐寻找她的恩人的重要细节。这些细节大部分来自我个人的真实经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被水库淹没了。当我没有完全下沉时,我抬头看着天空。光线照射到水面上,然后穿过水面落到我的额头上。世界明亮而宁静。我知道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光了。很虚弱,想睡觉,等我长大了,我知道已经缺氧了。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感觉到一只手抱着我,然后迅速地从水里拉了出来。出于各种原因,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救了我的人。当我长大后,我一直在寻找他当我有能力的时候。

写《姐姐》时,我更想找到他。去纽约的前一个月,也是农历新年,一个朋友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我太激动了,于是我立刻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三十多年来,也许你不记得我了,但我总是记得把我从水库里抱出来的手。我希望有一天能去拜访你,亲自说声谢谢。”发完短信后,我拿着手机等等。我的心脏更复杂。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几分钟后,他回答道,“谢谢你的提醒,但是其他人都会这么做的。春节期间,每个人都很忙。没有必要见面或打扰。一句谢谢就够了。”我看了看短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泪水模糊了。

姐姐,刘英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我仍然坚持要见他。带着非常朴实的黄金首饰,给他妻子的礼物,给他孩子的红包。他坚决拒绝接受。他只是坐在那里喝茶,问我从哪里来,做了什么。他谦虚谨慎。没有攀登,没有做作,没有表情。他很久以前没有父母,是由祖母抚养大的。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早早出去赚钱,结婚生子。

2014年2月底,我带着3万到4万字的手稿来到纽约。我在一个叫贝西的地方定居下来。镇上非常安静,唯一的咖啡馆里挤满了退休的人。我试着写作,但我没有心情也没有背景。环境和文化带来的变化和差异使我无法进入写作状态。

那是一段绝对沉默的时期。没人认识你,没人知道你是谁。空虚寂寞。我处于撕裂和重组的状态。差不多一年后,我离开了这个小镇,搬到了曼哈顿。在此期间,我从未收到我的恩人的任何消息。我知道如果我不主动联系他,他会继续消失在我的生活中,就像我遇到的那些女人,然后随着她们的故事一起沉入时间,继续在生活中挣扎前进。

我想写的“姐姐”不仅仅是一个“姐姐”,而是一群普通的女人。他们在古老的城市或村庄长大,由传统的父母或祖父母抚养,然后步入这个炎热多变的时代。在新旧、传统和现代,她们是一群寻求突破性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的女性。他们融入了时代。他们是目击者、旁观者,甚至是勇敢的探险家。如果社会是一个环,每个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环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到另一个环并反射光线。在那面镜子里,你可以看到更复杂的社会和你自己。

阁楼,刘英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避免让文字浮在小说上。

新京报:阎连科(Yan Lianke)在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中表示,“这部小说谈到传统,包含现代方法,谈到现代和深刻的传统方法。你觉得这个评估怎么样?当我读小说时,我读了许多传统的街头小说。

(城市小说)

的阴影。你能谈谈你的文学传统吗?哪些书对你有很大影响?

刘英:以前,在中国,我读大多数小说或翻译小说。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以色列作家奥兹,我喜欢他作品中特有的孤独。子宫,太硬了。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因为我住在纽约,我通常会读一些英文短篇小说,也许是为了保持一个相对纯粹的语境,我几乎停止读所有翻译的小说,而是读唐诗,读明清小说。当小说终于出版的时候,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围绕着南方的一个小镇写的,这是我熟悉的地方。所有的声音、气味、人的感觉、颜色和感觉都来自我的家乡,根植于我的记忆中。因此,写作有传统的味道和你所说的一些市场情绪的气氛,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是无意识的。

新京报:小说中有很多“小对话”,比如和妈妈,光头王汉,王杰,还有瓶阿姨。你为什么对“闲聊”这么感兴趣?

刘英:事实上,我自己都没注意到。现在我想起来了,当写作进入一个特定的场景时,这个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就像电影一样被诠释,所以小镇里的人物在街上相遇聊天,“日常生活”和“世俗智慧”就住在我的嘴里。也许“闲聊”是虚构人物在虚构小镇“真实”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内心深处》,作者刘英,出版社,2013年2月。

新京报:这部小说的叙述很简单。这个故事以简单易懂的语气讲述。它既不崇高也不深刻。在当代小说中,毫不炫耀地写这样的话需要勇气。你能告诉我你是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的语言的吗?你认为一种好的叙事语言怎么样?

刘英:回想起来,我似乎写小说已经很多年了。每次我坐在电脑前敲下一句话,我都会感到有点紧张,总是想知道我是否能更恰当、更准确。简而言之,我也尝试使用不同的叙述方法和语言。

当我给姐姐写信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或者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国外的简单生活。我特别想写一篇简单的文章,让我妈妈觉得阅读很舒服。在写作过程中,我尽力克制和避免让文字浮在小说上。我尽力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然,一种尽可能靠近人和土地行走的状态。

我认为在这个网络发达的信息爆炸时代,有些人仍然迷恋小说的原因是小说在表达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人类的本性是多么复杂和微妙,更多的是因为语言。每个作家都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我迷恋读小说和写小说,因为我热爱语言。语言就像魔法。它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状态下,故事被呈现出来,给看起来“普通”的故事以神奇的光彩。

"传统城镇的脉搏几乎要断了。"

新京报:请谈谈这部小说的结构。我认为这部小说有一个非常自然和有趣的“圆圈”结构。这部小说从姐姐的故事展开,形成了“姐姐——姐姐的亲戚——小城镇里的人”的圆形结构。姐姐的故事牵连到她周围的人。你觉得这部小说的结构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作品或事情激励了你吗?

刘英: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只是在想如何写第一句话,然后开始写第二句话。我紧紧地跟着我妹妹,进入了她的世界。世界开始了,故事也开始了。其他人相继出现。纸上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跳了出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初稿完成后,又修改了几份草稿。在修改过程中,一些字符和一些细节被跳过。在写之前,我没有特别考虑这部小说的结构。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一切似乎都是缓慢而自然地形成的。

新京报:你曾经告诉我秃头王汉是你在小说中最喜欢的角色。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刘英:据我所知,王汉是这个小镇内部文化的活脉和活化石。他与馄饨店的关系,他与市民的关系,以及他与自己相处的方式浓缩了传统文化中与人打交道的哲学和理解世界的能力。这是一种“封闭”的态度。

随着王汉的去世,一个传统小镇的脉搏几乎要断了。历史已经转向了另一边。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它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是一种“放手”的姿态,但它与这个小镇几千年来积累的东西无关。

《苍白如肉》,刘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新京报:这部小说有趣的部分是我姐姐和我家乡的关系。我姐姐和我家乡之间的关系似乎保持距离。我妹妹有一双超然的眼睛从外面观察它,并且经常参与其中。你认为这种关系是典型的时代吗?

刘英:我姐姐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小镇上长大。与村庄相连的小城镇也可以到达城市。小镇的青石板上沉积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有古老的规则和美好的事物,但它也制衡新的事物和新的氛围。由于户籍制度,如果我姐姐不能上大学,她可能会在一个小镇上一辈子,或者嫁给另一个小镇。

然而,由于不同的时代和政策上的变化,我姐姐有可能离开她的家乡,慢慢地搬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她通过经验长大,并通过训练改善情绪。因此,她有能力从外面回望家乡,理清自己与家乡的关系。因为我的家乡有亲戚,所以我姐姐和我家乡的关系一直有牵连。即使我走得更远,即使我的亲戚不在那里,它仍然在那里,一点一点地及时进化。姐姐,她只是千千当前社会变革和城市化的一千万见证人之一。

在恐慌和沮丧的夜晚,自我完善是不断寻求独立的。

新京报:一些评论家认为“姐姐”代表了一个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角色,叛逆但更宽容。你认为这个声明怎么样?你想把你妹妹写成一个“典型人物”吗?

刘英:我妹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

(上个世纪)

20世纪7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实施。他们大多数人都有兄弟姐妹,经历了一段相对物质贫困的时期,也听说过文革时期的玉笙。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旧传统存在局限性和制约因素。因此,他们对忍耐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的时代也有了机会。因此,他们似乎叛逆。在这里,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突破旧观念,寻求一种更加独立、开放、包容和开拓性的可能性。

写妹妹的时候,我只想写一个“真正的”妹妹。我姐姐的经历和她的年龄与大多数人相似。有些事情到处都在发生,例如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性别的压制、男性高于女性、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的法律和概念以及妇女自觉或不自觉的自决...我相信许多人知道那些恐慌和压迫的夜晚,也知道那些不断争取独立的人。许多读者写道:“读《姐姐》时,我眼里有泪水、安慰、愤怒的诅咒和泪水,无数中国女人可以在我姐姐身上看到。”

刘英

新京报:现代小说通常关注“痛苦”和悲观的事情。姐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描写了“痛苦”,还描写了“幸福”。写下《泰晤士报》给我妹妹的机会和运气是非常直接和积极的,也让她充满感激。你似乎想非常有意识地在小说中传达向上的信息。

刘英:这条向上的信息可能指的是一种信仰。你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有许多黑暗面,太多负面能量和各种不完美。世界是由各种因素和能量组成的,这些因素和能量相互包容和竞争。

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完美之处。这也包括宗教和制度。那些在里面的人被巨大的滚轮向前推进。在集体和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其实很小。每个人都沉浸在其中,承受着巨大变化带来的不适。尽管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隐藏着不同的机遇,但不幸和幸运并存。事实上,无论幸运还是不幸,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经历一种无法重现的独特的“痛苦”,因为有些痛苦是个人的和个性化的。

这里的幸福不是享受,不是满足,而是在某种情况下的一种心态。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它都会保持学习、创造、稍微改变世界或独处的动力。所有这些都需要一点点“心灵”和一点点“希望之光”,并且需要一种清晰的意识和勇气,不要随便妥协。

作者吴永喜

编辑许巍·何安安

校对,翟永军

极速牛牛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