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追随——民主党派为什么选择跟共产党走

作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什么所有民主党派都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需要从历史开始。今天,“团结报团网”特别发布了特辑《追随——为什么民主党派选择追随共产党》(首次出现在2016年6月28日的《团结报》)来分析民主党派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因和后果,以厚重而详细的历史来呈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国大多数主要的民主党派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建立的。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和比较,长期的意识形态游戏,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和反对到逐渐的理解和信任,从最初的保守合作到整体的团结与合作,从同情、支持和亲近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庄严选择多党合作,实现了政治上的历史性飞跃。

民主党派追随共产党的选择,取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自身的发展。

“创建仪式”(油画)

李宗仁曾经对李姬神、沈钧儒、陶行知等说:“蒋介石没有救国的心,但共产党有。”

近代以来,面对国家的兴衰和国家的安全,许多有崇高理想的人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提出并实践自己的政治思想。通过组建不同的政党,以西方为榜样,他们采用了脱离历史主题的议会制度和多党制度,消耗了进步的力量,并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武昌起义(油画)

作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的300多个政党的生存,国民党以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为指导,发起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年产生了国民党的左翼派别,为今后的民主党派积累了力量。但是,蒋介石篡夺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转变为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形成了“一党一教一领袖”的局面。

孙中山

从孙中山创立联盟会开始,虽然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晚成立16年,但它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握了时代潮流、历史潮流和人民方向,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逐渐成为反对国民党的政党。

辛亥革命以来,许多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和许德珩,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他们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帮助国家,参加民主革命。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他们的经历和反思、焦虑和希望为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主党派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逐渐构思和形成的。有些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政党和团体中分裂出来的,有些是从国民党的进步力量中形成的,有些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还有一些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它们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也不是议会中不同政党斗争的结果。

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接触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由于历史机遇和阶级限制,落后的中国处处都有阻力和压力。

由于帝国主义不想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独霸混乱复杂的政治舞台,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限制和压迫一切民主力量。民主党派缺乏革命思想和勇气,无力承担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民主党派虽然缺乏“社会精英”,但缺乏有效的组织,只能形成一些基本上由代表人物组成、力量分散、人员较少的政党,从成立之初就成为温和的改革派政党。

由于民主党派不能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必须带着自己的理想、抱负和道德良知,追随一个彼此认同、有能力、有勇气、能够在有限的政治空间内支持、团结和领导自己进步的政党。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游行,发誓要北伐

20世纪中叶的民主党是否接近共产党?还是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一个选择。

国家的核心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是民主党派不变的情感和追求目标,这决定了其内在的先进性。正是这种进步性,使民主党派有了救国救民的雄心,走遍世界寻找治国的最佳途径,提出并实施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等多项主张,从进步的角度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以一种进步的态度,他逐渐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扭转局势,把人民从泥潭中解救出来。

民主党选择追随共产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由他们的基因决定的,是注定的历史安排。

宋庆龄抨击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第一步”的说法:“这太荒谬了!我们去抗日之前一定要折断一只胳膊吗?”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形势复杂、政治微妙,民主党派以其独特的社会特征与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其分量也不小。它在国民党的上层和地方精英、文教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爱国青年学生和华侨中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不小。许多报纸和期刊的建立是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影响政治趋势。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步伐和力量基本相同。民主党很清楚国共关系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方向。国共两党也很清楚,民主党派支持谁,谁就有政治优势。

抗日战争初期,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初次接触时,对彼此的道路和思想仍然有一些反对和排斥,对彼此的革命目标和道路仍然困惑不解。但是,他们共同追求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对国民党也有同样的不满,这为今后的合作奠定了心理基础。

民主党继续探索与共产党达成一致的要点。民主党派成立之初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这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基本一致。民主党曾称赞西方自由主义,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对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有相似的看法。民主党派必须争取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

九一八事变

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摧毁了中国,而混乱和焦虑的悲惨状态增强了民主党派对革命的信念。正是爱国主义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结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害怕外面的世界,在国内残酷。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站在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团结全国人民和一切武装力量抗日。民主党派同情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情支持共产党的思想,这给蒋介石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共产党在长征中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救国协会称赞“这一政策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国民党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杀死了邓焰炟、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分子,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致全体同胞抗日救国信》(简称《八一宣言》),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

民主党对国共两党做出了公正的判断:“只有最坚决抗日的人才能成为中国的天然领导人。”我们坚决反对“抗美援朝先解决内部事务”的反动政策,坚决反对妥协、分裂和倒退。我们呼吁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侵略、抗日和救国。

陈舒鸣

中国全国革命联盟领导人陈舒鸣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农业劳动党的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已逐步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包括沈钧儒、马项伯、张乃琦和邹韬奋在内的280多人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国家危机的深切关注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在国家危难之际,团结和抵抗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实质性共识。这种共识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渊源。

遵义会议(油画)

遵义会议后,共产党从生死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持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须广泛团结各种积极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共产党纠正了“中间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说法,确立了争取和团结民主党派的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进一步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共产党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报告中,正确估计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从理论上论证了“有关各方抗日合作的问题”,界定了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妥协性质的“二重性”,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要力量,而且需要盟友。1936年2月至8月,中共中央先后要求立即召开抗日救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各党派提出了六项共同行动纲领。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将国民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灾难处于领先地位时主动改变了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毛泽东亲自写信给70多个政党、民主人士、学术教师和朋友以及社会名流,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12月12日的“Xi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共产党还建立了一个考虑到所有政党和阶级的“三分之三制度”。它通过协商和民主来协调和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毛泽东在他1937年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中解释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国内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人。这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

梁漱溟

梁漱溟在1938年1月访问延安期间,对毛泽东“日输中赢”的论点深信不疑,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偏见。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蒋介石没有这样伟大的著作和文章,别人也没有。我认为这是事实”。

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

民主党派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顾十年前国民党“412政变”和“715政变”前的怨恨和仇恨,以极大的政治感情和社会责任,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该积极配合行动。为了生存、发展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民主党派只能与共产党携手并进。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亲苦、反快”的举动深感失望。蒋介石没有料到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并陷入极其孤立的境地。他没想到民主党会完全同情共产党,站在共产党一边。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开始就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们在道德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形成了相互协商的传统,并形成了事实上的联盟。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坚持抗战,维护团结,促进民主。他们在组织上逐渐团结、发展和壮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

胡厥文

土木工程领导人胡厥文曾经说过,“他开始了解共产党完全是偶然的”。1932年在陕北视察时,他听到几个老百姓说:“如果不是红军,你不会对我们这么好”,这让他的灵魂前所未有地震惊。胡厥文说:“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没人想用权力来压我。我不喜欢那样。因此,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无缘无故的。可以说,我总结了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

朱学范给李姬神写道:“自从CPPCC被摧毁,中国共产党代表被迫撤退,中国的中间路线已经死亡。这一次NLD被解散,蒋介石发疯了。中间路线已经死了。”

道路的选择就是未来的选择。

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民主党派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选择了追随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个未来”的决斗。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尖锐地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国民党指出:“无能和腐败在中国彻底打败了国民党。”

民主党派成立之初,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其组织构成往往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的进步分子”和“包括从君主立宪制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政治倾向”。有些人对自己蹒跚的道路仍然抱有幻想,试图走国共两党以外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旧CPPCC在1945年制定的和平建国计划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在政治上建立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确保经济私有制,实行经济民主,消除贫富差距;军事上,军事权力属于国家。在外交上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亲美苏。他们还高兴地公开宣布,他们不会仅仅为了民主而为权力而战。

闻一多

赤手空拳“呼吁”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没有枪,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专制的国民党政府注定要以和平方式“刷新政治”。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旧会议期间,国民党制造了重庆的“相对事件”,伤害了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人。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NLD中央委员会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广州等主要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进步教师。7月初,蒋介石还发布了“征服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对民主党派进行了更大的迫害。10月8日,NLD中央委员会委员、NLD西北总支部主席杜斌丞被枪杀。10月27日,国民党以与“共产党土匪”勾结为由,任意宣布NLD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NLD被迫宣布解散,民主建党和农业劳动党等民主党只能转入地下。整个国民党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朱学范给李姬神写道:“自从CPPCC被摧毁,中国共产党代表被迫撤退,中国的中间路线已经死亡。这一次NLD被解散,蒋介石发疯了。中间路线已经死了。

李·姬神

面对国民党一贯坚持的内战、专政和卖国贼的反动政策,面对国民党加紧迫害民主党派的残酷事实,面对国共两党在权力斗争中进退两难的政治现实,青年党和社会主义党转向了国民党,民主同盟、民主建设党、民主进步党、九三学社等继续接近共产党,远离国民党。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安平写道:“是谁驱使人们憎恨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憎恨国民党?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本身。”“共产党拒绝放下枪不是没有同情心的,因为在国民党的政治作风下,没有枪,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

血与火斗争的洗礼使民主党派领导人深刻反思: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不可行的,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对美国、蒋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别的任何幻想都不利于他们自己和人民。

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梦想中清醒过来,把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最终选择了历史上与共产党的合作,从旧民主主义的泥泞道路步入新民主主义的光明之路。

张兰

张兰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NLD的指导,我们NLD就不知道去哪里。”

何香宁在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明确表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果我们再分手,我就辞职。”

民主党派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民主”的理念。民主党派的核心政治要求是民主。促进民主和争取和平是民主党派的重要政治实践。NLD的最高纲领是建立一个“完全真正的民主国家”。民主建设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中心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民主推进的主要任务是“发扬民主精神,促进中国政治的实现”。九三学社的目标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其他民主党派的纲领不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就是以“实行民主建国”为主要内容。

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摧毁民主力量,消灭持不同政见者。它经常以“异端邪说”为由迫害民主党派和爱国者,并尽一切可能解散未经授权成立的政党。

共产党一贯把民主党派视为盟友,主张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的事物都要得到支持,一切为国家、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斗争的人都要团结起来。坚持求同存异;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击退顽固势力。它不仅照顾盟友的利益,而且采取“理性、优势和克制”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搞好同他们的合作,还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永远不会交换原则。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倡导民主联合政府,并敦促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共产党真诚地帮助民主党派摆脱困境,并在帮助或直接指导下促进组织的建立。双方关系不断发展、扩大和深化。

共产党注重民主党派的革命潜力,努力寻找相互认同的价值观,使不可战胜的力量能够聚集起来,展现广阔的政治视野和政治头脑。在政治原则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通过访谈、集会、座谈会、生日庆祝、宣言和声明相互支持,在各种重要会议上相互合作,在经济上相互支持。在旧的CPPCC会议上,共产党和NLD留下了两条好消息,“君子协定”,即“自愿放弃配额”,并就重大问题事先交换了意见。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各种形式举行了120多个政党。在这种合作与互动中,共产党展现了自己的领导才能,赢得了真诚的朋友和不屈的训诫。民主党显示了自己的价值观,并获得了斗争的势头和方向。

黄炎培

黄炎培曾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真诚相待,心心相印。我们同甘共苦,真诚合作。”

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人发起并组织了各界救国协会。1939年,张兰、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并组织了统一建党。时任中共南方局局长的周恩来经常联系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思想,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1年,以一部分共产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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